加之专项性转移支付落实到每个省级政府的数额有限以及用途限制，使得越是经济欠发达，低层级政府用于教育、医疗、卫生、养老等的民生支出就越少，这又反向加大了地区收入差距。

我们无论如何要避免经济增速下来了、结构却没调整的最差局面。会议通过研究促改革、调结构各项措施落实中存在的问题，强调四季度要以更大力度推进改革和结构调整，并要求以政策兑现为目标，毫不松劲抓落实。

9月份的发电量增长 8．2％，低于 8月份的13．4％。基于此，中国政府会怎样处理？短期来看，中国政府不会改变目前宏观经济政策。然而，当下中国的各项改革已步入深水区。出口同比下降0．3％，8月份则为上升7．2％。而工业增加值、投资、消费、PMI等经济指标都延续了早前经济反弹的态势，这说明在一系列稳增长政策带动下，中国经济企稳回升的态势逐渐显现。

对于三季度经济增长，官方的总结是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顺利，中国内生需求在发挥作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经济增速处在合理区间和预期目标内是中央领导层极力推进改革和结构调整的关键。这就产生了特区到底姓资还是姓社的疑问。

实际上，这也是改革者的顶层设计，即通过特区建设来推动整个国家的发展。同样是因为全球化，一个国家内部的一些社会群体因为全球化而变得越来越富裕，而另外一些群体则因为全球化而变得（相对）贫穷。当然，正如本栏上周所强调过的，对外开放并不仅仅狭义上的向其他国家开放，而应当理解为对所有体制外的利益开放。一句话，新的特区应当具有新的使命。

2008年以来的世界金融危机，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具体原因，但也是全球化的必然产物。如前面所说，中国的优势在于拥有大量的海外华人资本。

与此不同，民营企业的走出去，尽管规模不能和国有企业相比，但它更有效。但实际上，民营企业的走出去，从长远看来更具有可持续性。如果没有这一步，改革和开放就很难成功。  民营企业走出去更有效 第二阶段是接轨概念指引下的开放，主要是1990年代围绕着加入世贸组织所展开的。

外国的钱，也就是外资，在当时也具有意识形态层面的意义，也有姓资姓社的问题。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   进入 郑永年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经济特区 。在1980年代设立经济特区的时候，世界新一波全球化刚刚开始，中国的开放政策本身，也是这一波全球化的主要动力。经济特区建设为中国提供了很多成功的经验。

欧美资本的进入，主要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当时的情况是，外资进入特区之后，必须实行市场经济运作方式，许多方面都必须打破过去传统的计划经济运作的模式。

这也正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解释不好经济特区的性质，它就没有任何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从而也不可能实现这种制度形式。

不过，到了今天，人们对诸如上海自由贸易区那样的特区，应当有一个新的认识。因为导入外部利益因素，内部利益就很难控制。  在任何国家，正是因为内部改革，总会面临强大的来自既得利益的阻力，通过外在因素的体制创新，因而变得极其重要，通过对外开放来促进内部改革。在80年代，首先进入中国的是来自港、澳、台的华人资本，也有少量的来自东亚其他经济体的资本。和任何资本一样，中国的资本也必然会走向那些可以获取更多利益的地区。走到一个极端，表现为自我封闭和义和团主义。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改革开放所需要的钱从哪里来？对任何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否可以得到最初用于发展的资本，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发展的成败。1981年7月，中共批转的《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记要》明确地提出：中国特区是经济特区，不是政治特区。

因此，要学习外国的最优实践，必须创造新的制度空间，特区就扮演了这样一个功能。接轨来自两方面的动力。

开放和改革不仅仅是上述意识形态层面的问题，也是物质利益问题。现在越来越多的领导人，尤其是地方领导人，仅仅把特区看成是特区所在地的经济发展，这是没有理解特区的本来意义。

各种争论必然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到政策层面国有企业走出去，尤其是走向西方国家，困难重重。特区在当时涉及到了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体制的关系问题。中国强调要学习各国先进的经验，也就是最优实践，但这并非易事。

因为导入外部利益因素，内部利益就很难控制。不过，到了今天，人们对诸如上海自由贸易区那样的特区，应当有一个新的认识。

很多国家都试图实行开放政策，但外资仍然不进来。中国的很多方面的体制创新，尤其是经济体制，都是先在特区实践，这本身就表明特区在体制改革方面的重要地位。

没有这两种动力的结合，接轨便不可能。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今天，中国改革开放的各个阶段和经济特区是分不开的。

至此，执政党高层才对市场经济达成意识形态层面的共识。接轨就是要改革国内的体制和现行国际通行的一些体制接轨。中国的优势在于存在着大量的海外华人资本。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讲话中强调，市场经济是促进生产力的方式和工具，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

如果继续的全球化是必然，人们必须思考如何在继续受惠于全球化的同时，能够尽量避免或者减少全球化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这个问题。一些国家越来越富，而另一些国家则越来越穷。

特区也解决了很多经济体制层面的问题。到今天，尽管这一波全球化仍然进行，但人们已经可以从全球化过程中，学到很多的经验教训了。

各种争论必然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到政策层面。但当时如果没有海外华人资本的进入，中国特区很难成功。